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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夷到外國:東亞古代政治史專題講義

 這是作為我107學年度「東亞古代政治史專題」的講義。

 話題從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位我尊敬的世界(西洋)史的學者談到「天下觀」開始。該文說,傳統中國不存在「世界」,是一國獨大,相對之下西方(歐洲)是強國並列。而且中國沒有「外國」的觀念。由於這位學者的專業不是中國史,所以他說的天下觀肯定是來自學術界的通說而非己見。於是我藉題發揮,對此通說再進行若干討論。

 我的結論是,隨著「東亞世界」的發展,東亞的「國際」逐步擴大,中國從來就存在於世界中,且有明確的外國的觀念。只是歷史上的東亞世界與其他歷史世界如歐洲、伊斯蘭世界有不同的結構與制度,更不用說不同於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以「萬國公法」為制度的全球的世界。我們要問的是不同歷史世界的差異,而不是說傳統中國因為一國獨大而不知其外有世界與外國。

二,對天下學說的反省

 所謂一國獨大而不知有世界與外國之說來自於二十世紀的天下學說,此說也可以稱之天朝學說。此天朝說是想像中國「東亞稱雄」,即使中國週邊有國家存在,也只是小國與附庸國。這種說法是錯的,理由很多,至少東亞還有日本與朝鮮(韓國)作為大國,且這些週邊國家如何能說是中國的附庸國也有太多討論的必要。

 二十世紀的天下學說主張中國及其週邊(即東亞)是一個政治單位,即天下。這個天下的內環是郡縣,亦可以稱之為州郡、州縣與行省。而其外環是中國的冊封國與朝貢國。由於這樣的歷史像,此天下學說視中國為所謂天朝,治理天下(郡縣+冊封國+朝貢國)。由於此一元的政治秩序,故天下之內無國際,中國之外無外國。

 然而,如我的論文曾指出(甘懷真〈東亞前近代國際關係研究的若干省思〉),這種天下秩序充其量是儒教的想像與措詞,既不是東亞的客觀現象,也不是中國朝廷的主觀政策。客觀現象與否不在這裏討論。若此天下秩序(內郡縣—外冊封國—再外朝貢國)作為制度肯定會表現在法制性質的文書中,尤指律令。然而,法制性質的史料中完全沒有出現這樣的天下秩序的紀錄。目前的證據是儒家經典的「五服」、「九服」之說,但這充其量是儒教的世界像,而不可以當成政治制度。一些文學著作如臣子獻給皇帝的詩歌的內容也不能當成證據,這是所謂歌功頌德。

 我當然不是在否定天下、天下觀作為歷史事實。只是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歷史中國的天下為何。一方面,歷史中國不是一個近代型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天下也不是東亞型的帝國,即西方帝國的「宗主國—藩屬國—殖民地」型態的東亞版。成立於二十世紀的天下學說是當時中國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挑戰的一種回應。中國的學者將歷史中國的政體定義為東亞型的帝國,即以週邊國家為屬國。屬國一詞是中國古典以來的用語,其意義說來話長,無論如何沒有近代型帝國制度中的藩屬國的意義。然而清末的官員、學者是以他們所認識到的西方帝國制度重新詮釋了屬國。

 1875年江華島事件中,日本與中國的代表爭論高麗(朝鮮)是否為中國的屬國(屬邦)。李鴻章明確說「高麗係中國屬國」。(《清史稿》卷158頁4626)我們不能說這是信口開河,但肯定是重新定義了屬國,而不依傳統的天下制度。歷史上的中朝關係一言難盡,但在清代,雙方的關係是冊封與朝貢,若說朝鮮是清的冊封國與朝貢國是無誤的。只是冊封與朝貢作為什麼樣的歷史事實,表現何種政治關係則要進一步推論,無論如何都與「萬國公法」的主權無涉。日本、朝鮮間是否可以簽訂國際條約則是一個新時代的典範下的行為,無法用舊典範的天下制度來判斷。我們可以說1875年的東亞正在進行東亞國際關係的典範轉移,而李鴻章所代表的清朝廷試圖以「萬國公法」的典範詮釋既存的天下制度,將冊封與朝貢的事實理解為與國家主權相關的屬國制度。(可參考甘懷真〈「臺灣出兵」與東亞近代國家的再編〉)清朝更進一步將此詮釋轉換為行動,派袁世凱駐朝鮮首都漢城。這個行動作為事實,讓二十世紀的學者藉此討論歷史上的中韓關係,也因此推論中國與其週邊國家間的宗主國與屬國關係的事實。而且,中朝如何是一件事,是否可以藉中朝關係推論中國與週邊國家的一般關係則是另一回事。歷史上的中朝關係對於中外關係而言是特殊的而不具一般性。其原因或許是「樂浪郡情結」,因為在傳統中國的二千多年歷史中,北朝鮮曾是中國的郡縣長達四百年以上。

三,漢魏西晉的漢天下與外夷屬國